地委书记曾帮赶马人钉马掌
一辈子的生命坐标，心永远贴在群众的脉搏上
在保山，至今流传着许多关于杨善洲的“经典段子”。
一天，施甸大街上一个赶马人想钉马掌，无人帮助，难以操作。见一乡下模样的人走来，忙说：“兄弟，帮个忙！”“干啥？”“帮我端马脚钉马掌。”“好！”那人用两手端起马脚，双腿前弓后蹬，用膝盖撑住，赶马人又割又钉，一阵忙活，半个小时，马掌钉好，那人拍拍手和裤上的灰走了。一个过路人问赶马人：“你可知道帮你钉马掌的是哪位？”“不知道。”“施甸县委书记杨善洲。”赶马人张着嘴，半天说不出话。
杨善洲从20多岁起担任县领导直至地委书记，他始终把自己的根牢牢扎在群众之中。
他很少呆在地委机关，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跑，顶个草帽，穿双草鞋，随身带着锄头、镰刀等各种农具，碰到插秧就插秧，碰到收稻就收稻，哪块地里的草长高了就锄两把。地里看过了，群众访问过了，这才到乡上县上。他说：“与群众一起劳动，了解到的基层情况最真实。”
保山有5个县，99个乡，每一个乡都留下了杨善洲的脚印。龙陵县木城乡地处中缅边境，不通公路，是最远的一个乡，很少有领导去。杨善洲上任不久，便徒步4天，进了木城乡。
在一间破旧的茅舍前，一位农民把他引进屋。一张用竹竿捆扎的床，一张草席，火塘旁放着一只破瓦罐，杨善洲把手伸进瓦罐，抓出一把干瘪的包谷。他走到那位农民面前：“老乡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当好这个地委书记……”
当夜，杨善洲召开乡干部会议，他说：“我得先做检讨，你们这里的山是荒着的，地是闲着的，人的肚子是瘪着的，袋子里是空着的，我没尽到责任。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，帮助父老姐妹铲除贫穷的根子，让他们都过上幸福的日子！”
第二天，他从木城出发，又徒步3天，跑遍了周围的几个乡，十几天后，保山地委做出了改变边境贫困乡村面貌的实施方案。
杨善洲常对地委一班人说：“我们干工作不是做给上级看的，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，只要还有贫困和落后，我们就应该一天也不安宁！”
不安宁，成为杨善洲烧在心头的一把火，为了群众能过上好日子，他一刻也不安宁。
“一人种三亩，三亩不够吃。”这是早年流传在保山地区的顺口溜。由于保山地区山区面积占91.79%，土壤贫瘠、种植方式落后、农田水利设施薄弱，农业产量在解放初期很低。
杨善洲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：“我们是党的干部，如果老百姓饿肚子，我们就失职了！”
他专门在保场乡种了半亩粳稻试验田，试验“三岔九垄”插秧法。一亩地可以提高产量三四百斤。为让群众熟练掌握这一种植技术，他常年跑田间地头，亲自示范推广。
1982年的插秧季节，龙陵县平达乡河尾村的几个农民正在地里忙活。
一个农民打扮的老者走了过来：“你们插秧的方法不对，村干部没跟你们讲‘三岔九垄’插秧法吗？”
农民们以为他是路过的农民，没好气地答：“你会栽你来栽嘛！”
杨善洲二话不说，卷起裤脚就下了田，一边讲一边示范。插秧是倒着插，越往后插得越快，农民们惊奇地发现，很快他就跑到最后去了。
直到现在，保山当地群众插秧还用这个“三岔九垄”。他还种了“坡地改梯田”、“改条田”、改籼稻为粳稻等各种试验田。1978年至1981年，保山的水稻单产在全省一直排第一，1980年，全国农业会议在保山召开，保山获得“滇西粮仓”的美誉，杨善洲则被人们称作“粮书记”。
毋庸回避，杨善洲也不是事事都看得准。他也承认自己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落后于农村改革的实践。但当他一旦了解到群众的意愿，便会义无返顾地为之奋斗。
一辈子的精神品格，用手中权力老老实实为人民办事
1985年，保山地委建办公大楼，第一层已经建起，这时，昌宁金华乡发生水灾。杨善洲立即赶往灾区，看到老百姓受灾严重，十分难过，回到保山，命令办公大楼在建项目马上停工，把资金拿来救灾。有人想不通，认为可以从其他地方调动资金。杨善洲激动地说：“如果眼看着人民群众在受苦，我们却安逸地坐在这么富丽堂皇的大楼里，悠闲地办公，你不觉得有愧吗？”
在杨善洲的心里，对人民群众永远怀着一种谦卑与敬重，他们真正是主人，他是公仆。
公仆如牛。杨善洲说：“我就要俯首甘为孺子牛！”
他下乡，总像一个三人战斗小组，司机、秘书，一辆212吉普，其他随员一个不要。上路，直奔田头。
碰上饭点，老百姓吃什么，他吃什么，吃完结账，绝无例外。
有一次，在龙陵县调研，结束时，三人在县委食堂吃了一顿饭，一碗白菜，一碗蒜苗，一碗酸菜炒肉，外加一碗萝卜汤，一共6.5元。秘书去结账，县委书记推辞：“菜很简单，我用我的伙食费去冲抵就行了。”
回保山路上，杨善洲突然问起吃饭是否结账，秘书如实相告。
“停车，你立刻搭班车回去结账！”他的口气不容商量。
秘书只好下车，拦了一辆公共汽车，回去结了那6.5元的伙食费，可他在路上来回的车票、住宿却花了33.5元。他一路都在想，这就好像用一只鸡去换一只鸡蛋。
回到保山，一连几天，他想着最后全部由老书记掏钱结的这笔花费，忍不住脱口而出：“为了6块多，你又花上33块多，值不值？”
杨善洲接口道：“账不能这么算。领导机关的人不能占基层便宜！”
他岂止是不占便宜。
杨善洲用钱“散”是出了名的。走到哪里，看到困难的人家缺衣少被，遇上哪个群众买种子、买牲口少钱，他就从自己兜里往外掏。有人劝他不必，他说：“我是这里的书记，老百姓有困难，我能看着不管吗？”
用钱“散”的杨善洲，自己的生活却“抠”得很。
他常年住在办公室旁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，一张木桌，一张木板床，床上一个草垫子和草席；穿的总是一身发了白的灰色中山装，夏天草鞋，冬天胶鞋；喜欢抽烟，还舍不得抽纸烟，天天一包烟叶子一支烟斗带在身边。他走到哪里，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大干部，曾经闹出几次去宾馆开会被服务员挡在门外的笑话。
杨善洲的二女儿杨惠兰是乡里的民办老师，那年考地区中专差一分落榜，他拍着女儿的肩头说：“别难过，明年再考。”女儿问：“爸爸，要是明年还考不上，你能给我安排个工作吗？”他严肃地回答：“不行！我没这个权力。”后来女儿考上了公办教师。为此，县里特别叮嘱杨善洲的秘书：“请你一定要告诉老书记，他家老二是自己考上的，和我们没关系。”
在杨善洲眼里，权力是人民的，他只是为人民来行使，行使的标准，就看符合不符合人民的利益。
多少年来，杨善洲把“后门”关得紧紧的，但他的“前门”总是敞开的。地区农科所农艺师毕景亮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农村，家里比较困难，杨善洲在地委常委会议上提出：“像毕景亮这样的科技干部我们要主动关心他，尽快解决他的困难。不光是他，也要注意解决其他科技干部的后顾之忧。”
